梵蒂岡駐港代辦的微妙轉變
Lucia 吃瓜雜談 2022.08.03
梵蒂岡駐港代辦的空缺終於塵埃落定，由Jose Luis Diaz Mariblanca Sanchez蒙席（若瑟．路易．迪亞斯．馬里夫蘭卡．桑切斯）出任。根據最早透露有關任命的意大利天主教主教團刊物《將臨報》（Avvenire）報道，新代辦業已到港。這次換班有幾層因素，使得格外矚目。
首先，因為迪亞斯蒙席的前任何明哲蒙席（Javier Herrera-Corona）和駐台北的代辦佳安道蒙席（Arnaldo Catalan）差不多同時在農歷新年前後宣布調職，雙雙以總主教身份晉升為非洲地區的大使。當時的調職隨即引起媒體對台梵關係是否不穩，以及是否關閉駐台駐港單位的關注。然而，由於駐台北代辦的調職是在1月31日除夕發放，台灣今年農曆年假又長達九天，意味著即使記者有意跟進追訪，也未必能找到教廷使館人員或主教團的相關人士去回應，等到假期結束已成舊聞，多半會放棄。至於何代辦的調令是於2月5日（年初五）公布。雖然香港的春節假期只有三天，但一般人都仍沉浸在假日氣氛中，加上當天是星期六，關注度也大大降低。不過，這樣時間點的安排，即使是有意為之，梵蒂岡亦例必否認，說你想太多了。
在《天亞社》2月11日刊登的訪問中，何代辦正正表示撤館傳聞是無稽之談，因為他已做滿六年，與台北的代辦一樣，屬於正常調動。教廷外交人員沒錯一般是六年一任，何代辦於2016年到港任副代辦，至2022年屈指一算確實是六年。不過，何代辦的三位前任──斐洛尼樞機（Fernando Filoni，任期1992–2001）、劉裕正總主教（Eugene Nugent，任期2000–2010）及尤安泰總主教（Ante Jozic，任期2009–2019）──卻都是做約十年才調離，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天主教會的複雜性和重要性，漢語又與歐美語種不同，華人的思維方式也有很大差別，若六年一任，對職務剛熟習便離開，非常浪費人才。斐洛尼樞機回歸教廷後，當論及中國教會事務時，每每被稱為「中國教會專家」；專家是需要時間浸淫的，沒有十年八載也難以稱得上。況且中國教會的複雜性未並因中梵簽訂協議而降低，只不過內地教會人士近幾年因疫情關係，大多不能來港。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尤安泰總主教於2019年2月獲升任大使後，當時身為副代辦的何明哲蒙席並非立即接替其職，而是至2020年1月才獲任命，故此何明哲在考察團（Study Mission）一把手的代辦位置上，實質比幾位前任都為短；而過早離開崗位，定必有因。
其次是與駐港代辦相關的新聞。除了公開外交活動，外交人員一般不接受媒體採訪，即使受訪，多半在不表露身份情況下回應，而教廷在香港的代辦更是低調中的低調，皆因他們是以考察團名義駐港，並非正式外交機構，是在中方默許的情況下存在。北京肯定有考慮過讓考察團在自己眼皮底下，可監視其一舉一動。考察團的存在，是時為蒙席的斐洛尼在離開代辦職位前接受公開訪問，才開始逐漸為外界所知。但整體而言，他的後來者還是會盡量低調，只有在隆重教會活動才混在聖職班中出現，不認識他的人可能只以為「又一個老外神父」。因為若考察團過於高調，即使有中方默許也可以撤回，從而使其與中國教會的溝通帶來不便。不過，這情況在中梵2014年恢復談判之後開始有變，考察團在2016年趁教宗方濟各生日的時機，聯同香港教區合辦音樂會，至今幾乎成為一年一度的活動。
然而，中梵協議簽署後，中國教會情況並沒有改善，西方國家也認為香港政治環境在惡化當中，以致出現《路透社》在何代辦今年3月離職後，於7月5日報道其警告，表示隨著國安法的落實，香港不再是中國大陸的灘頭堡。此番話剛好與教宗方濟各對《路透社》的專訪對上。教宗的專訪分三天刊登，7月5日的報道（雖有時差，但兩文中的發稿日期同樣標為5日），主要就是談論對中梵關係及與中國的協議的看法。《路透社》的安排，若說是無心，實在難以令人信服。但它到底是在暗助梵蒂岡玩黑白臉，一方面由教宗向中方示好，一方面以媒體壓力指責中國沒有宗教自由？又或有其他勢力有意破壞中梵協議？大家可各自解讀。
《路透社》在報道中指出，已離開原來崗位的何代辦並沒有回應他們的電郵提問，記者是分別從四位教會消息人士得知何代辦勸喻各個修會要作好準備，保護好自己的財產、檔案和資金，因為在北京收緊對香港的管治下，這城市已不再像以前一樣是「天主教的一個偉大灘頭堡」。何代辦又認為，香港未來與內地更加融合，將導致對宗教團體實行大陸式的限制。該報道又說，考察團於2019年已經開始轉移超過半噸檔案到羅馬，文件內容涉及1980年代起，與內地教會的通信、活動及迫害細節，部份是經友好外交渠道送走。據筆者了解到，目前更有修會已在做撤離準備。
報道說，何代辦的警示是在去年（2021）10月至2022年3月他離任前在幾個不公開的場合中作出。為何是去年10月？那就不得不提到去年10月27日（筆者得悉是27日舉行，而路透社指是10月31日）一會一團神學研究委員會與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合辦的「內地─香港：天主教中國化神學分享交流會」。《路透社》對該交流會的報道與這次何代辦的警示相似，都是事隔多時才報道，而12月30日的報道，其標題是：〈歷史性的秘密會議：中國主教、神父向香港神職人員介紹習近平的宗教觀點〉（Historic conclave: Chinese bishops, priests brief Hong Kong clerics on Xi’s religious views）。這個活動雖然有十八名港方教會高層、專家和學者參與，又確實可說是秘密會議，事前事後沒有半點風聲，筆者亦僅找到活動海報貼在Facebook幫忙「宣傳、宣傳」，記憶所及《公教報》事後亦沒有報道，使得一般教友大部分都毫不知情。
雖然筆者一些Facebook朋友對此交流會感到「嘔心」、「心淡」等不屑反應，但筆者認為不必如此，因為兩個主辦單位在海報上連「天主教」這個招牌都不放出來，所謂的交流充其量是一個相互摸底的行動。從以往工作得知，聖神研究中心每月都會舉行閉門圓桌會議，由有份在內地教會活動的修會代表、教會高層領導、代辦一起交流中國教會的問題，故此可推想，何代辦的警示起碼有部分是在這種場合作出。
何代辦對天主教會在香港處境之下的負面意見，在梵蒂岡支持協議的高層眼中會否不受待見，怕他好心做壞事，破壞中梵之間來之不易的關係，成為他相比前幾任代辦更早離開的原因？筆者相信此其一，更關鍵原因應是在香港教區接班人的選拔上，他沒有支持另一位傳聞多年得到梵蒂岡高層力撐的人選蔡惠民神父，加上他對蔡神父的強力反對者──陳日君樞機的友善態度，從而被視為陳樞機的同路人。因此，自楊鳴章主教去世後，接班人問題一直沒能落實，拖拖拉拉兩年多三年，最後在教區聖職班中選無可選的情況下，選出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周守仁神父為主教，明顯因為教宗方濟各任命同會會士做主教，一來可確保他會緊跟耶穌會教宗的改革路線，二來蔡神父的原來支持者就較難異議。
調職之事現已塵埃落定，正如何代辦對《天亞社》說，教廷沒有打算關閉考察團。這是當然的，只要教廷一天未能在北京開設大使館，即使香港政治環境如何轉變仍然相較內地寬鬆，教廷又怎可能放棄這個「偉大灘頭堡」？
那麼，考察團所在的「雲廬」又會有甚麼樣的變化？由於代辦在外交職級上不是高層職位，通常由神父擔當，或會授予「蒙席」這種榮譽性質的頭銜，所以在網絡上能找到的資料不多，也甚為困難，再加上近年連續幾位正副代辦都是來自西語系，筆者也只得經常拜託其他語文高手及「谷哥大仙」。話說回來，自何代辦離開後，副代辦葉維德蒙席（Alvaro Izurieta y Sea）仍維持副代辦一職。他沒有如何代辦般，由副手晉升為一把手，這並不代表他是個簡單人物，因為葉蒙席來自阿根廷布宜諾斯總教區，於2004年由時任總主教貝戈格利奧樞機（Jorge Mario Bergoglio，即現在的教宗方濟各）祝聖為教區神父，2011年獲這位樞機總主教送去羅馬宗座外交學院，並同時修讀教會法博士學位，直至2015年首次外放，這多多少少透露了他與教宗方濟各的某種關係。
至於從西班牙新來的迪亞斯蒙席，同樣不能小覷。《將臨報》指他來港前是在國務院工作。經筆者幾番查找，發現是他於2017年已調派回國務院，職位更是教廷外長加拉格爾總主教（Paul Gallagher）的秘書。加拉格爾總主教作為外長，在中梵關係上舉足輕重，如今派來心腹，這樣的安排顯示考察團兩位代辦的地位在中梵談判中更為吃重。這裡說的吃重不是指代辦會參與談判，而是他們對接觸到的中國教會種種問題，除了經正常途徑傳遞回羅馬聖部，更能把自己的意見直接地反映給他們的老上司。最後，引人入勝的是，加拉格爾總主教早年在國務院二處工作時，於1995–2000間是與現任國務卿帕羅林樞機（Pietro Parolin）一起共事。那麼，迪亞斯蒙席會跟隨甚麼路線就不言自明了。
[ 2022.09.09 後記：上文首段提到新代辦已到港，實則有誤。感謝好友指正出，原文應為 “將” 被派到香港，而本地消息亦指他還未到臨。]